湘江战役之我见

走走党史，考察红军长征路，湘江战役是我最早（2001年4月）作现场考察的重大事件之一。这次战役太令人震撼了。它不仅是红军长征途中规模最浩大、鏖战最激烈、伤亡最严重、场面最惨烈的战斗，而且在人民军队近90年的战争史上，乃至现代世界战争史上，其残酷性、惨烈性能够与之相比的，也屈指可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炮兵政委、红军诗人陈靖在《黔山湘江》一诗中写道：“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尸体遍江底。”仗打到如此程度，怎能不惊天地、泣鬼神！

对湘江战役的战场旧址和遗址作了进一步考察，对湘江战役的认识更明晰、更深化、也更全面了。经过两次考察，更加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湘江战役是“3＋1”战场的战斗

所谓“3”，是3个主战场，即灌阳新圩阻击战、兴安界首光华铺阻击战和全州觉山铺阻击战。这3个阻击战，介绍和宣传的比较多，人们比较清楚。所谓“1”，是以红三十四师为代表的后卫突围战，即在全军担任后卫任务的三支部队的突围战。他们的情况，我是在2014年第二次来此考察时才更为清楚了。这里包括：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为掩护红八军团过江而在宁远陈家背地区与数十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大部壮烈牺牲。红八军团一部为掩护前面同是后卫的红九军团过江，在凤凰嘴渡口下游董家堰水坝抢渡时，遭到敌机轰炸和尾追桂军在湘江东岸架起机枪的疯狂扫射。凤凰嘴渡口成为红军突破湘江最为惨烈的渡口之一。再就是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担任西征转移的中央红军全军最后总后卫队任务。他们在掩护红军主力过江后，也在凤凰嘴渡河口陷入桂军3个师的重重包围。在遭受重大伤亡后，由陈树湘师长带领余部突围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在湘南转战时陈树湘腹部中弹被捕，敌人用担架抬着他准备去邀功领赏，他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而牺牲。丧心病狂的敌人将陈树湘的头颅割下，先后吊在道县城头和他的家乡长沙的城墙上示众。这支游击队被敌重兵包围，全军覆没。经过考察，我将这三支部队的突围战称为“后卫部队非典型战场”。所谓“非典型”，意即战场不固定，战斗在转移过程之中，突围沿途都在作战，也可说都是战场。相对于前三个阻击战场而言，故称“非典型战场”。这三支部队的突围战，尽管不像前三场阻击战那样显赫和宣传较多，但它们非常重要，是湘江战役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认为湘江战役是“3＋1”战场的战斗。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忘却红军后卫部队对突破湘江封锁线所作的伟大贡献，才不会忽视他们在湘江战役中的伟大牺牲精神。

二、要将湘江战役的作战指挥与通过湘江封锁线的领导决策区别开来

长期以来，一说起湘江战役打得那样惨烈，伤亡那么大，就以为是具体作战指挥不行，因而形成一种对实际负责指挥战斗的军事领导人的误解。我也是在两次现场考察之后，才弄清楚湘江战役作战指挥具体情况的。过去广为流传的看法之一，是将湘江战役的作战指挥与通过湘江封锁线的领导决策混为一谈了。其实，这是两个问题，应当区别开来。就具体的作战指挥而言，主要是朱德和周恩来负责；而一意孤行要通过湘江封锁线的领导决策者，则是博古、李德。前者应对战情变化的作战部署是正确的，以三大阻击战展开湘江战役的作战是神勇的。三大战场的阻击战和三支后卫部队的突围战将永远功垂青史。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到达湘江沿线时，尽管面临重重碉堡，敌军的围歼在收缩，但在具体作战区域，桂军刚撤防，而湘军还未赶来接防，一时形成“全州、灌阳、兴安暂无大部敌军”态势。朱德指挥红军先头部队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抓住湘江封锁线的薄弱环节，于27日顺利过江，并控制了兴安界首至全州觉山铺的渡口。这是天赐良机。但是，后续部队特别是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没有能紧跟上来，两天之内没有过江。大部队没有把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战机瞬息万变，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下死命令，要湘军和桂军急速挥师赶来夺回渡口，并且给予飞机支援。这样，湘军和桂军在飞机猛烈轰炸配合下，为争夺兴安界首至全州觉山铺的渡口与红军展开了激烈战斗。我军上述三个战场的阻击战相继展开。三大阻击战的指挥员彭德怀、林彪等，在朱德、周恩来的正确部署下，指挥广大指战员顽强战斗。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以巨大的牺牲控制住主要渡口，保证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顺利过江，使红军主力突破了国民党军号称铜墙铁壁的这最后一道封锁线。因此，对湘江战役的具体作战指挥，不能因为这场战斗遭受巨大损失而加以指责。如果具体作战指挥失误，红军主力就突破不了这道封锁线，而会被国民党军消灭在湘江两岸了。《朱德传》叙述这段历史时写道：“由于红军先头部队已突破湘江，湘、桂两省国民党军队纷纷向红军渡江地段扑来，在飞机配合下发动猛烈攻击，企图夺回渡河点，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下，原来高傲自信的李德一筹莫展，而朱德临危不乱，同周恩来一起，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他们作出具体部署后命令：‘各兵团应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经过四天四夜激战，红军主力部队终于在十二月一日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6-417页。)那种认为湘江战役没打好是具体指挥不行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三、湘江战役空前惨烈，根本原因在于领导决策错误

博古、李德在领导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时，坚持错误的军事路线，就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在作战略转移时，他们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一心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在理论上不失为一种徐图发展的方略，但在当时的实际状况下很难行得通。因为在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快速渡过湘江后，蒋介石已责令桂军湘军加强湘江地域戒备，大筑碉堡，严加防守。特别是蒋介石在了解到中央红军西进的路线和最终意图后，又调动30万兵力，五路围堵，张网锁江。因此，博古、李德继续选择沿红六军团路线西进，亦步亦趋，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其时，毛泽东、彭德怀都提出过不必沿红六军团路线西进过湘江到桂北，可以避开敌军重兵部署，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转战湘南、湘中，杀一个回马枪，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但是，博古、李德顽固地拒绝了毛、彭建议，硬要往敌军的罗网里钻，这岂能不败?!阻击战打得再顽强，也改变不了必遭重创的结局。

博古、李德的领导决策还有一个致命错误，就是实行大搬家甬道式行军，将所有物品都带上，大到军工机器，小到卫生便盆，有一千多副挑担，严重影响了行军速度。战略转移本应是轻装前进急行军，但带着许多辎重和坛坛罐罐，每天至多只能走四五十里。彭老总气愤地说：这不是抬着“棺材”走路吗？哪像个打仗的样子！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为了搬运那些笨重的机器，拖延了很长时间，使战斗部队伤亡很大。朱老总谈到这个教训说：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很吃亏。这个搬东西的直属队就有一万多人，部队行动起来很慢。因此，在主力部队过江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命令，要求检查携带的物资，不必要的立刻抛弃或毁坏，使部队能够轻装前进。

博古作为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单纯依靠李德作军事决策，不能根据战事的具体情况改变原有方案，顽固地坚持既定方针，这是导致湘江战役遭受巨大损失的根本原因。

四、应全面、科学地评价湘江战役

在2014年11月学术研讨会上，有的发言涉及对湘江战役的评价，在都充分肯定湘江战役历史作用的前提下，鉴于损失严重，有的发言用了“失败”的说法；有的认为没有失败，不同意“失败”说。作为学术问题，当然还可继续探讨。

这牵涉对湘江战役如何作全面科学的评价。我以为，毛泽东对整个长征的评价可以作为评价湘江战役的参考。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第四次讲到长征问题。他说：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

参照毛泽东的这个逻辑，对湘江战役可以这样评价，湘江战役的结果表明：第一，从博古、李德选择西进湘江路线的战略决策来讲，使红军蒙受伤亡过半的惨重损失，“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但这不是说红军广大指战员打了败仗，而是证明了错误路线的破产。第二，就蒋介石而言，他奢望在湘江两岸将中央红军围歼，但这个计划没能实现。从蒋介石的奢望落空了这一方面说，是其消灭红军的战略计划失败。第三，就红军广大指战员方面言，尽管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湘江战役的领导指挥，包括三个主要战场的战术指挥，却是出色的，因而突破了蒋介石处心积虑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他欲将红军置于死地的罪恶企图。就此而言，红军“是胜利了”，湘江血战没有失败。

像毛泽东那样作具体分析，辩证地看问题，我们必能对湘江战役作出全面科学的评价。

五、对湘江战役，我们纪念什么？

既然通过湘江西进的领导决策是错误的，湘江战役又打得空前惨烈，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湘江战役呢？纪念的内容是什么？这是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但必须作明确的科学回答。我以为：

第一，纪念湘江战役，是纪念中央红军血战湘江、为保卫党中央而英勇战斗，突破敌人铁壁合围的伟大革命精神。湘江战役，完整地就“3＋1”战场的战斗来看，从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3日中央红军后卫部队大部被歼，共经历了9天血战。红三十四师陈树湘师长壮烈牺牲的革命精神是所有参加湘江战役广大红军指战员革命精神的崇高代表。三大阻击战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具体指挥灌阳新圩阻击战的李天佑将军回忆写道：11月30日下午，我们已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师参谋长牺牲了，两个团的团长、政委也已牺牲或负伤了，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负伤的战士们还不断地被抬下来。但是，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士在“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伤亡的指挥员有人自动代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越来越多。我们以拼死的战斗，坚持着更险恶的局面，阵地仍然是我们的。敌人被拦在这几平方公里的山头面前，不能前进！4点多钟，接到军团电报，命令我们迅速过江。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紧紧握住钟赤兵政委的手：“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江，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最后，李天佑深情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仍然不能磨灭我对于这次战斗的深刻印象。我不能忘记，那些为了革命胜利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以自己的胸膛阻住敌人，保存了革命的力量。李天佑：《把敌人挡在湘水前面》，《长征大事典》编委会：《长征大事典》上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41-943页。

——参与指挥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全州觉山铺阻击战的聂荣臻回忆道：11月30日凌晨，我一师赶到，部队非常疲劳，有些战士站在那里就睡着了。但军情紧急，不得不立即动员，仓促调整部署，进入阵地。这一天的阻击战进入高潮。敌人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打垮，丢下了几十具尸体，又组织第二次冲锋。随着敌军冲锋次数的增多和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大，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军尸体越来越多。战至下午，敌人从三面向我进攻，我军多处阵地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军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向他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决不当俘虏的誓言。四团政委杨成武同志也负了重伤。但经过一天拼杀，我军还是守住了主要阵地。（参阅《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222页。）

陆定一回忆湘江战役时指出：湘江封锁线的突破，全靠了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当时一旦发生溃散，就可能遭致全军覆没。但是，红军宁可整个连队牺牲决不溃散。最后终于在广西敌军的背后打开了一个口子，冲了过去。在湘江战役中，红军表现的革命精神，是整个红军长征精神最早的光辉体现。惨烈的湘江之战证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任何反动力量也消灭不了的！

第二，纪念湘江战役，是纪念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为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最重要的干部思想基础。湘江战役前，中央领导层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提出异议者，只是毛泽东、彭德怀等少数人。广大干部特别是指战员并不清楚上层的路线争论，他们只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湘江战役遭受空前巨大的损失后，广大干部和指战员开始觉悟了，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非常不满；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争论，包括军团领导在内的高级干部对要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逐渐形成共识。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黄平老城橘林休息时交谈，认为这样打仗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他打仗有办法。这代表了广大红军将士的共同愿望。这个信息传遍军团领导人，为参加遵义会议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提出改组中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奠定了基础。就此而言，湘江战役是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实际历史起点。

第三，纪念湘江战役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要缅怀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3万多革命先烈。中央红军从瑞金、于都出发时是八万六七千人，经过前三道封锁线减员2万多人，到达湘江沿岸时有6.5万人。经过9个昼夜血战，折损3万多人。一次战役折损这么多指战员，从人民军队建军以来极其罕见。但正是他们的流血牺牲，才使红军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才为红军长征最终胜利到达陕北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因此，对他们的伟大牺牲精神必须永远纪念。1994年9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当年参加了兴安界首光华铺阻击战。他专门来光华铺凭吊60年前牺牲的战友，并讲述了当年激战的情景。他说：当年打阻击战的是我们红十团。11月29日深夜，敌军偷袭我们阵地，并迂回到我们身后，向界首渡口奔去。我们三营奉命追赶，同敌军短兵相接。夜里漆黑，展开混战。30日拂晓，我们虽已消灭大部敌人，但界首渡口西岸失守。此时，中央第一纵队即将抵达东岸准备渡江，情况万分危急。团长沈述清率领一、二营直奔渡口，经过多次冲杀争夺，最后消灭了敌军，夺回渡口，加强守备力量，巩固了周围阵地。但在继续争夺的战斗中，沈团长和代理他的师参谋长杜中美都中弹身亡。到了中午，敌军两个团在被我们打得尸横遍野后才占领光华铺；敌军另一个团沿江东岸向界首渡口进逼。这时，彭老总一方面紧急调四师两个团来接应我们十团，另一方面又令五师一个团迅速打击东岸立足未稳之敌。黄昏后，中央第二纵队开始过江，我们全师向处在高处的光华铺之敌发动反攻，经过又一夜艰苦战斗，终于守住了我们阵地的第二道阻击线。天亮，已是12月1日。完成新圩阻击战任务的红五师主力赶来，与我们一道阻击住了敌军数十次连续进攻。直到中午时分，中央纵队安全过江，穿越桂黄公路后，我们才奉命撤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湘江一战，我们团共伤亡400多人，几乎接近全团人员的一半，两任团长牺牲在这里。他们中间，有我的老上级，有我的好战友，他们的热血染红了湘江，我深深为之痛惜，时常念及他们。”（《张震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他在光华铺战场遗址向掩埋无数烈士遗骸的墓地，表达了思念当年的首长和战友之情。

纪念湘江战役，我们应当深切缅怀长眠在这里的革命先烈，弘扬包括湘江战役在内的红军长征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美好愿景而努力奋斗。